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确指出，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乡村文化蕴含着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的特色所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现有乡村的文化资源存量转变为经济增量，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基于此，深挖乡村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赋能乡村文化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优化乡村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意义重大。
要不断增强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从增强乡村文化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内生动力来看：
首先，强化城镇和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乡村文化深深植根于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与传统农业、农村和乡村社会相适配，是乡村社会乡土性的集中体现。乡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增强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自觉，激发农民的文化主体性。通过培养乡村文化带头人、非遗传承人、民间手艺人等方式增强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通过对具有特定地域特色的历史、技艺、故事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传播，拓展乡村文化传播渠道，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通过举办传统乡村文化活动，开展乡村文化营造活动，激活乡村文化基因，增强城镇和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公司发展的活力。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政府要为乡村文化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体系。坚持资本下乡与本土培育相结合，通过扶持乡村特色文化企业、培养乡村文化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孵化乡村小微文化企业和工作室、个体创作者等，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针对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应充分的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创新“集体经济+农户经济+乡村文化资源”的产权确认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为土地入股、农户参与、联合开发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提升乡村文化产业品牌意识和品牌影响力。在打造乡村文化产业品牌方面，政府要在扶持乡村特色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园、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过程中注重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孵化平台。建立文化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文化领域重点人才创造乡村文化品牌的激励机制。通过复原历史遗迹、建立村史馆、开设家风家训馆、编辑整理村史村志等方式，打造“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一乡一景”特色品牌。通过文化展演、节庆活动、实景演出等形式增加市场对文化品牌的认知度。利用数字技术、网络站点平台增强乡村民间传统文化品牌的传播力。建立乡村文化品牌认证和保护体系，鼓励和引导乡村依托村庄自身独有的自然、历史、人文等资源，形成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的乡村文化品牌。
以“乡村文化+”为核心的多业态深层次地融合发展，慢慢的变成了乡村文化产业高水平发展的突破口。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新机制，为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是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整合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乡村文化元素，建立多元、互动、共享的文化产业链和文化产业网络，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实现文化载体从产品到艺术品的链接。推动一二三产业嵌入式发展，通过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实现环境资源与文化资源的转换融合，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型。结合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创造性地将乡土文化转化为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和收益。
二是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化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层次地融合，培育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传统产品和文创产品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发掘、保护、激活和弘扬乡村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色文化，培育特色文化企业和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打造乡村田园文化综合体。通过挖掘书院、陶瓷、古村落、中医药等特色乡村文化，打造适应全年龄段的乡村农文旅产业链。通过总结和运用“千万工程”的做法和经验，推广渔樵耕读的农耕文化、传承乡村伦理文化，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生态宜居。通过发扬传统美德促乡风文明，促进文化产业和乡村治理体系融合发展，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和实现乡村善治善为。
三是推动虚实结合的乡村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平台。快速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产业中的应用，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以网络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方式，利用数字孪生、虚拟现实（VR）、裸眼3D等新数字技术，创新展览、互动形式，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催生乡村数字文化新业态。培育乡村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平台，通过融媒体实现对各类乡土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管理、推广和销售，形成乡村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圈。
四是探索城乡文化融合新路径。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城乡融合发展上，一方面要吸引资源下乡，另一方面要推动精品进城。在资源下乡方面，既要推动市场主体下乡，也要鼓励文化创意下乡。通过艺术赋能“文化深耕模式”，做好文化资源反哺乡村的激励机制。在精品进城方面，既要鼓励乡村文化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全国，推动城乡文化产业嵌入式发展；与此同时，共建要推动中国乡村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乡村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通过“走出去”讲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故事。
一是深入挖掘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注重发挥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产业带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等乡村文化领头人作用，最大限度地培养一大批乡村文化能人。强化乡村本土文化人才培育和支持政策，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激励政策明确乡村文化人才的参与机制。鼓励本土青年就近就地就业，通过专业培训，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优秀的乡村文化建设者和传承人。
二是积极探索繁荣乡村文化产业的引才制度。为鼓励人才充分的发挥才能，政府应为外来扎根农村、深耕乡村文化的人才提供良好的配套政策与干事创业的环境。通过设立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文化人才专项基金，鼓励引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企业家、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院校师生等文化人才深入乡村对接帮扶，积极培育本地文化人才。
三是努力拓展乡村文化人才发展空间。乡村要依托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建立城乡文化人才合理流动机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和生产生活，增强乡村文化人才储备；创新乡村文化人才管理和考核机制，建立优秀文化人才反哺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文化人才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培养乡村文化事业服务人才和经营人才，推动乡村文化产业人才的规范化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返乡创业群体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20BSH015）阶段性成果）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